四根毛衣针

  1
  
  木匠凡桑·阿尔戴被杀死在自己的房间里,结束他性命的是一根长长的毛衣针。发现这恐怖场面的女佣失声尖叫起来,那根纤细、闪亮的毛衣针不偏不倚刺进了她主人的心脏。
  
  几小时后,木匠的宅子里挤满了利马警察局的警察。这桩奇案发生在秘鲁,时间是1962年。负责调查此案的是探长奥尔蒂。他从女佣的供述中了解到凡桑·阿尔戴是一位正直的木匠,如今年逾花甲,除了过安闲日子就再没有别的追求了。探长调查了他的邻居,他们都证明木匠深居简出,生活极其平静,看不出为什么会遭此毒手——而且凶器竟是一根毛衣针。
  
  一定会有人看见凶手,因为阿尔戴住所周围向来是人来车往的热闹场所,但即便有人撞见过凶手,也不一定会把他认出来。不过可以推测凶手是男性,因为用毛衣针杀人需要一定的气力,动作还要准确、敏捷。至于其他情况,诸如罪犯的身高、穿着、年纪,都无从判断了。
  
  50岁的奥尔蒂探长经过几日的调查仍一无所获,他只得把这桩案件暂且搁置。
  
  他对记者说:“我认为此案还会有新的发展。用毛衣针杀人的人绝不是个普通的凶手。他的动机一定非同寻常。这也许是一种带有习俗色彩的犯罪。总之,凶手必定是个怪人,他还会露面的。”
  
  三个月过后,果然有了消息。
  
  2
  
  1962年8月20日,大约晚上8点钟,在夕阳的余晖中,英国一家航运公司的客轮——“金轮”号由智利的圣地亚哥开来,刚刚在巴拿马靠岸,连接码头的踏板还未放稳,巴拿马警察便冲上客轮,穿过一段甬道,来到一位叫路易吉·阿尔瓦的统舱房门口。虽然事先得到过无线电通报,局长还是惊呆了:一位60岁上下的男子倒在舱房灰色的塑料地板上,一根明亮、细长的毛衣针笔直地刺进了他的胸膛。
  
  “谁发现的?有人动过他没有?”
  
  船长告诉警察局局长,尸体是客舱服务员当天早上发现的,除随船医生外,谁也没有碰过尸体。
  
  和警察同来的法医检查了尸体,当他揭开死者的衬衣时,看到一块不大的深褐色的血迹。他翻开死者的眼皮,触了触他的四肢和肌肉,颇费了些气力才拔出毛衣针,没有出一滴血。这说明人至少死了36个小时。局长皱了皱眉,问船长:“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利马起航的?”
  
  “昨天上午10点,一共航行了大约36小时。也就是说凶手完全有可能作案后又在开航之前下了船。”
  
  所以,凶手不一定在乘客里,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局长对自己的最初判断深信不疑:凶犯绝不会傻到把自己困在一条他要作案的船上!除非这起凶案没有预谋,或者只是他一时兴起犯下的。然而,这显然是一起经过准备的作案,用奥尔蒂探长的话来讲:一种带有习俗色彩的犯罪。
  
  3
  
  两天后,当负责第一起毛衣针凶杀案的奥尔蒂探长刚刚获悉“金轮”号事件时,第三起案子又接踵而至。探长接到电话后急忙奔到现场——死者的家里。这次的调查同上次一样迅速:死者亚历山德罗·甘泊,是一位靠年金收入生活的老者,60岁,没有仇人,没有债务纠纷,被害后房间里的物件一件未少。
  
  除此之外,侦破工作毫无进展。奥尔蒂探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满脸愁容。
  
  “我料到了他还会露面的,但没想到他会这样顶风作案。”
  
  “您不认为此案同‘金轮’号一案有关吗?”
  
  “很可能有关。但我对那桩案子的了解不过局限在报纸上,并不比你们更多。我还在等巴拿马警察当局的报告。”
  
  “您的确毫无线索吗?”
  
  “我们有好几条线索。”
  
  这句话可是奥尔蒂探长为了不丢面子才说的。
  
  探长终于想起了一句俏皮话:“木匠和这个靠年金过活的老人今年都是60岁。”
  
  “是巧合吧?”一个记者问。
  
  但是这一回,探长没有作答。他似乎从自己刚才那句话里得到了启示。他朝面前的记者挥了挥手,表示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他需要立即核对某个细节,死者都是60岁,难道他们的生日也相同吗?他查阅了手头的档案,结果吃惊地发现两位遇害人都出生于1902年6月11日。多奇怪的巧合。如果“金轮”号的死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那么巧合就不会是偶然的了。
  
  4
  
  9月,秘鲁正式加入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总部设在利马。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发出的受理的第一桩案子就是奥尔蒂探长手上的这一件,给他的答复是:“金轮”号死者路易吉·阿尔瓦生于1902年6月11日。奥尔蒂探长脑子里同时冒出许多设想。他终于有了可供思考的东西——一条线索。
  
  遗憾的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答复迟了几个小时。因为,奥尔蒂探长桌上的电话铃第四次响了:是第四根毛衣针,不过这次刺的是一家旅店里的女服务员的胸膛。他还是问了死者的年龄。从现场打来电话的警察嘲弄地打了一声口哨说:“这个服务员年纪可不小喽,她1902年6月11日生于利马市。”
  
  片刻过后,探长来到那家旅馆里的犯罪现场,他仅仅走了个过场,不过已经可以断定此案一定是旅店的客人所为。一个在场的警察说:“算她背运。”
  
  奥尔蒂探长可不认为这是背运还是走运的问题,这桩案子绝非事出偶然。现在要紧的是设法阻止此类案件再度发生。为此必须拿到一份生于1902年6月11日的人的名单。对!应该去一趟市政厅。
  
  5
  
  在利马市市政厅,奥尔蒂探长对值班的女职员说:“我要看1902年的户籍登记。”
  
  女职员走进相邻的一个房间找来了档案馆主任。这是一位须发稀疏的男子,他的头像一个硕大的肉球,像经一位笨手笨脚的雕塑家三刀两斧塑出了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和一个下巴,而那张嘴巴是用铅笔最后描上去的。
  
  “您有事吗?”主任问。
  
  “我是奥尔蒂探长,”探长不耐烦地说,“我要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人的名单。要快!”
  
  “当然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您下午再来行吗?”
  
  奥尔蒂探长真的动气了,他绕过柜台,干脆命令那位主任把他领到档案室去。他很快找到了落满灰尘的1902年的档案。这一年的4月、5月、6月、7月这4个月专门有一卷档案。他取下这卷档案摊放在一张桌子上。档案馆主任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卷档案正好缺了1902年6月11日一页。
  
  “这怎么解释?”探长缓缓抬起头问。
  
  档案馆主任的脸色变得铁青。
  
  “没法解释,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50年里,什么人都可能来过这里,有什么要紧的?”
  
  这一回,轮到探长注视这位主任了:他个头高大,强悍有力,大约60岁的年纪,双眸中有一种奇特的火焰一现即逝,那是一阵强忍下去的狂暴。
  
  “请问尊姓大名?”探长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
  
  “贝德罗·拉佐梅诺。”
  
  贝德罗·拉佐梅诺眼睛里的狂暴几乎完全消失了……“您的出生年月日?”探长心不在焉地接着问,他隐约有个想法,但并不真的相信,不敢相信!
  
  “1902年6月11日!”档案馆主任忽然怪叫着,扑向探长。
  
  6
  
  奥尔蒂探长的喉咙被掐住了,他艰难地拔出手枪,顶在拉佐梅诺的腰上。拉佐梅诺放开了手,他从喘着粗气的探长手中挣脱出来,跑去打开一扇窗户,纵身一跃跳了出去。接着,楼下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
  
  贝德罗·拉佐梅诺的衣袋里装着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12位秘鲁人的名单。其中4位已经用红笔勾去,不用说,正是那4位被害者。现在还剩7位。
  
  奥尔蒂探长隐约猜到了贝德罗的犯罪动机,因为他深谙秘鲁文化,尤其是印加传说。他知道印加人认为生辰相同的人只能分用一个灵魂、一条生命线,因此,同一天出生的人死去得越多,在世者的寿命也就越长。贝德罗·拉佐梅诺于是利用工作之便,列出了与他生日相同的人的名单。如果他如愿以偿地把他们全部除掉,便可以独霸一条生命线了。他正做着长命百岁的美梦。
  
  至于他为什么看中了毛衣针,据说是印加人祖先神圣的矛和匕首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失传。还有一个情况:贝德罗完全可以叫个“贝德拉”之类的女人名字,他是做毛线活的好手,身上穿的毛背心就是他自己的杰作。